找人难

一方面，信息渠道不畅通，很多起抱团养老的案例，发起人都是通过当地媒体发声招募，但后续缺少稳定的信息发布途径。另一方面，人员的筛选也是个难题。抱团养老的较早发起者张霞这样形容：“像谈恋爱，矛盾和甜蜜，都要慢慢表现出来。”

约束难

抱团养老高兴就在一起过，不高兴就散伙，随意性很大。天天住在一起，任何生活细节都有可能会引发矛盾，从而导致散伙。抱团养老不是联谊活动，不能仅靠旧情维系，而是需要明确的契约，来厘清界限、分清职责。

春和景明，沉寂已久的抱团养老也迎来久违的春天。

今年3月，家住杭州余杭区百丈镇百丈村的汤丽芳向当地媒体求助，想要公开招募一批老伙伴结伴一起住，生活上互相照应，抱团养老。

距离百丈村不远的瓶窑镇长命村，另一处抱团养老则计划重启。早在2017年，朱荣林和老伴王桂芬主动登报邀请陌生老人到自己家的农村小别墅里结伴养老，开启了风风火火的抱团养老实验，前几年颇有些影响，引发不少讨论，不过2020年后受新冠疫情影响，他们的抱团养老多次停摆，直到近期，才又将重启提上日程。

近年来，抱团养老备受关注。不同于传统的居家养老或者养老院模式，抱团养老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志同道合的老人，不依靠子女，离开家庭，搬到同一个地方搭伴居住，听起来温馨而美好。但实际上，抱团养老既是场社会实验，有时又像是个开盲盒般的闯关游戏，尤其是对于发起人来说，他们需要通过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来推进剧情，目前似乎还没有人真正掌握通关的秘籍。

一盆冷水

抱团养老的招募令发布一个月后，汤丽芳后悔了。

“质疑的声音很多，比如质疑房租问题，还有说我炒作的都有，我压力不小的。现在想要真正做点事，真的很难。”面对记者，汤丽芳一开口就吐苦水。此前，她一度婉拒了有意来采访的记者们，想要沉下心来，把计划做得更细致完善。后来转念一想，她又觉得关注度带来曝光量，能让更多人知道抱团养老，让有需求的人多来看看，也是件不错的事。

汤丽芳53岁，曾在大学当过宿管，出版过多部中长篇小说。用汤丽芳自己的话说，她爱交朋友，不愿较真，行动力强，对想做的事会想尽办法去做好。前几年，过完50岁生日，汤丽芳就开始操心起自己和老伴的养老问题，她回百丈村老家盖了一栋三层小别墅，门口就是远山淡影和竹海山涧，她和老伴笃定以后要在这里养老。当下，汤丽芳的老伴在杭州临平区经营店铺，平日里的大多数时间，偌大的别墅只有汤丽芳一个人。平时，她自己看书写作，有时接待来访的朋友。一楼的客厅里，放置了两张茶桌，一张放了成套的茶具，另一张用来办公，桌上还摊着她看了一半的村上春树的小说。靠墙的书架上，放置了不少书籍，从经典小说到科幻作品都有。

不过，农村山居的生活固然闲适，久了难免冷清孤单。记者跟踪采访抱团养老话题多年，发现想要抱团养老的老人们，主要的诉求，还不是互相照应，关键是“想要热闹”。

从打算到农村大别墅养老开始，汤丽芳就有找人结伴养老的计划。她告诉记者，在装修过程中，考虑到抱团养老可能的需求，已经做了很多小设计。比如，一楼有娱乐室，放置了麻将桌；卫生间数量多、面积大，做了男女区分和防滑等设计；为了方便上下楼，别墅里还安装了电梯。按汤丽芳的想法，二楼的6间房间可以出租，用作抱团养老，三楼还有4间空房，可临时供给老人的亲友来探亲或居住。别墅距离最近的社区医院不到10分钟的车程，三甲医院会稍远些，开车半小时左右。出行方面，村里每天有公交车，家里也有私家车可以用。后院和田里种植了蔬菜，村口的集市每天也能买禽肉蛋等。

汤丽芳自认为，自家各项条件已达到了抱团养老的基本门槛，但招募情况却不及预期，“像被泼了一盆冷水”。在网上，汤丽芳没有公开自己的联系方式，人们通过不同的方式找到她，有人打电话到镇上或村里询问她的电话，还有人直接开车到村里挨家挨户地找。“来联系的人不少，都是杭州本地的，但真正有意愿的人却不多。”汤丽芳有些无奈，“目前最主要报名渠道，是媒体后台的留言，时间还没截止，还要再等等看。”

找人难，是实实在在的第一道坎。一方面，信息渠道不畅通，很多起抱团养老的案例，发起人都是通过当地媒体发声招募，但后续缺少稳定的信息发布途径。2019年，记者曾到杭州余杭采访抱团养老，听其中的参与者抱怨过，“早就看到报道想参加，一直联系不上人”。另一方面，人员的筛选也是个难题。较早发起抱团养老的张霞，向记者形容抱团养老的感受，“像谈恋爱，矛盾和甜蜜，都要慢慢表现出来”。只不过，在她的实验中，两位室友没有熬过磨合期，就陆续搬走了。

也不是没想过办法。蒋一纯曾是朱荣林抱团养老实验中的核心成员，一心要把抱团养老做成事业。2018年，在蒋一纯的倡议下，曾有杭州媒体帮老人们申请了一个微信公众号，既用于信息发布也用于联系交流，但老人们都不会操作，最后公众号因长期未操作被关闭。后来，蒋一纯组建了一个微信群，把去采访过的记者们都拉到群里，定期发布相关的信息和动态。近期，蒋一纯计划重启抱团养老，想要找回老成员，还委托部分媒体帮忙招募新成员。不过，后续效果如何，仍有待观察。

丑话说在前头

汤丽芳很早就看过抱团养老的报道，还曾想跟朱荣林取取经。

“我知道他们暂停的消息，也看过对他们不看好的评价。但我一直觉得抱团养老是一种值得探索的方式，不能因为有人停摆了或者失败了，就没有人再去尝试了。”汤丽芳说，语气坚定。此前，朱荣林曾和老伴一起登门找张霞讨经验，当时正好遇到张霞的抱团养老试住联盟解散。但朱荣林没有被吓退，反而更来了兴致。之后，他的抱团养老风风火火地持续了几年，直至因疫情停摆。

说起质疑声，汤丽芳觉得有点委屈。其中，争议的焦点之一是房租。有人提出，1500元一个月的房租偏高，觉得她是在借机炒作。但汤丽芳觉得，这个价格算不上贵，是她经过初步成本测算的结果。她给记者算了一笔账，“6个房间，每个房间1500元，水电费另算，一个月总共是9000元。这笔钱后续要请保洁、厨师和园丁，还要用于修缮房子，最终都会用到抱团养老当中”。

汤丽芳觉得，抱团养老，最敏感又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钱的问题。蒋一纯也认为，经济账管好，剩下的都是小摩擦。实际上，即便是小摩擦，有些矛盾也多是因钱而起。比如，有人去隔壁镇买菜，要报销3元公交车票，蒋一纯不乐意了：“那我开车去买菜时，剐蹭了修车花了一两千元，给报销吗？”还有一次，朱荣林请来理发师傅到家里给大家理发，一人交10元，有人不同意，非坐两个小时公交车去社区理发，那里只要8元。

蒋一纯想了个应对的法子：“租金交过来，用来请厨师、园丁、清洁工，剩下部分就按照一餐多少钱的标准按规定扣除，水电费均摊。每项收支都要严格记录和公开。”这次重启，他定下的预算，是一个人一个月3000元。

吸取了此前的经验教训，汤丽芳还有个想法，“最好把丑话说在前头”。她拿自己的成长经历举例子，就像打扫卫生这样的小事情，平日里扫个地拖个地，但时间久了，哪怕是亲兄弟姐妹之间，也可能会有隔阂。“小时候，家里兄弟姐妹多，轮流打扫卫生，到最后，吵架吵得水桶都扔出去了。没有人会愿意一直为了一个大家庭无私付出的，尤其是在只有他一个人付出的情况下。”汤丽芳说。

近期，汤丽芳的心思，不少都花在了定规矩和做预案上——不仅要签意外事故免责协议，针对可能产生矛盾和摩擦的地方，都尽可能先达成共识。“如果一开始不能接受这样的规定，那或许就是不合适了。”这段时间，有些老人慕名而来，但可惜都没能成功报名。按汤丽芳的说法，有的挑剔价格问题，有的觉得路程太远，还有的嫌弃房间太小，这些反复“拉扯”的，都没有缘分相聚。

这或许是个好现象。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学者殷骏指出，目前抱团养老的症结就在于缺乏约束，高兴就在一起过，不高兴就散伙，随意性很大。“抱团养老的前提是一起生活，但天天住在一起，任何生活细节都有可能会引发矛盾，从而导致散伙。抱团养老不是联谊活动，不能仅靠旧情维系，而是需要明确的契约，来厘清界限、分清职责。”此前，由于起步较早，朱荣林等人的很多尝试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但现在有了试错的经验，提前通过签订协议来约束行为，形成规范，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做法。

抱团的未来

记者曾多次追问老人们，抱团养老有什么好处？菜好吃、房租便宜或者有人打麻将，都是答案。但老人们提到最多的一个词，是“温暖”。虽然摩擦难免，但更多时候，别墅里充满了欢声笑语。朱荣林曾说，虽然平日张罗难免忙碌，但大家陪伴互助，让别墅多了烟火气和人情味。蒋一纯收藏了不少抱团养老的资料，他最宝贝的，是一张老人们聚在一起时照的全家福。这两年，他们的抱团养老暂停，蒋一纯却一直“嘴硬”向记者强调“没有结束”，归根结底是“舍不得”。

近年来，随着老年人口持续增加，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养老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和讨论。据预测，到2035年左右，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在这样的背景下，抱团养老可能是破局国内传统养老困境的一条新思路。

在国内，抱团养老起于个人探索，但不能止步于此。2019年，朱荣林的抱团养老最风光的时候，他们所在的长命村曾在村委会公开讨论过“养老村”的倡议。然而，倡议最后并未通过，原因在于，不少人觉得朱荣林夫妻是在做公益，很多村民不想付出这么多。这些年，朱荣林一直有个诉求，希望政府在政策上能给予支持，比如减免水电费、网费等。在朱荣林看来，由于抱团养老人员众多，水电费长期按最高一级的阶梯价格收费，无形中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成本。

张逸萱是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的一名在读博士生，她的研究课题是基于抱团养老或结伴养老的老年住房问题。在这方面，作为“抱团养老”概念起源地的丹麦的部分做法值得借鉴。20世纪80年代起，丹麦出现并兴起了针对老年人的共享居住项目（senior co-housing projects）。简单来说，在丹麦，一群人想要抱团养老，需要经过一套完整的流程规则，房子的注册、选址、建设、物业管理都必须在政府监管下完成，还要有专门的机构对入住的人进行定期评估。这样的项目通常规模不大，完全由居民自行策划、开发和运营，老年人在其中共同生活、共享空间、互帮互助。“这样的结伴养老，既能节省开支，又能有效降低孤独感，从而帮助更多人过上有质量的老年生活。”张逸萱表示。

这两年，她研究了国内外多个抱团养老的案例后指出，目前，国内大部分的抱团养老都是直接由发起者承担所有风险，但个人的抗风险能力较弱，这或许是限制抱团养老大规模开展的重要因素。在她看来，从长远看，抱团养老要想成为一种可持续的模式，需要多方共同的努力。比如，政府应发挥兜底的作用，对抱团养老情况做好及时的信息采集及动态关注、需求评估及资源转介等；相关的第三方机构则提供专业化服务等。张逸萱建议，在整合资源的基础上，地方政府可以先想办法搭建起一个信息共享的平台，把不同的抱团养老项目发布在平台，让有意愿的老年人可以自由选择并主动加入。目前最可行的方案，或许是将抱团养老和社区、农村的养老服务结合起来，利用好现有的生活配套、医疗配套和出行配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