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医疗”的融合发展已成为不可抵挡的新趋势。用户可以在线上进行医疗咨询、复诊取药、核酸检测结果查询、检验报告查询等，诊疗流程实现可跟踪、可追溯、可量化。

“互联网+医疗”，真正实现患者、医生、医院、药房间的互联互通。

远程医疗是“互联网+医疗”一种较为传统的形式。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远程医疗优势凸显。截至2020年12月，在线医疗用户规模为2.15亿，占网民整体的21.7%。

“我国互联网医疗的发展经历了从‘野蛮生长’逐步进入理性发展阶段，作为互联网医疗健康主管部门，对于互联网医院的发展，我们一直秉持着包容审慎的态度。”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局长焦雅辉说。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积极发展互联网医院。同时，全国有9个省市将互联网医院写入“十四五”规划纲要。互联网医院代表了医疗行业新的发展方向。从新成立互联网医院数量看，2016年到2018年每年新增互联网医院不超过100家。2019年以来，互联网医院建设呈现井喷式增长，2019年新增223家，2020年1—9月新增244家。

据介绍，目前我国设置审批的互联网医院达1100多家，远程医疗覆盖全国近90%的县区，服务模式覆盖全国100%的贫困县。

飞速发展

“今天，远程医疗的内涵跟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的远程医疗的内涵不可同日而语，远程医疗方式极大地缓解了医疗资源布局不均衡的问题，进一步提高了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另外，进一步提高了下级医疗机构特别是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焦雅辉说。

从2018年到2020年，国家卫健委完整设计出我国智慧医院的政策体系框架，并利用互联网技术在医疗、服务、管理3个维度打造“三位一体”的智慧医院建设，如预约诊疗、移动支付、信息推送、结果查询。在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还延伸到互联网线上服务，为越来越多的患者带来方便体验。

“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我国互联网医院迈上了一个快车道，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目前，我国设置审批的互联网医院有1100多家，全国三级医院开展预约诊疗的比例超过50%，7700多家二级以上医院建立了预约诊疗制度，其中能够做到分时段精准预约诊疗的超过80%。”焦雅辉说。

除远程医疗、远程会诊、远程病理、远程诊断之外，互联网医疗还能通过远程方式对医务人员提供技术指导、技术帮助和远程教育培训、远程查房等。一方面，提高了患者对于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另一方面，进一步提高了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惠及更多群众。

焦雅辉特别提到，在互联网医疗推行过程中，为方便老年群体就医，要求留一部分传统方式，如预留一部分现场挂号号源，增加医院中的志愿服务、导医服务等，尽可能方便老年患者，让他们享受到互联网医疗带来的便利。同时，国家卫健委把老年人如何享受互联网医疗的便利作为一项重要内容，让互联网医疗惠及所有中国百姓。

监管规划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涌现了大量优秀互联网医院。根据《2020年度互联网医院百强榜单》，互联网医院十强分别为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伴随互联网诊疗和互联网医院的快速发展，对互联网医疗服务管理带来新的挑战，需要在政策层面加以引导和规范，促进其健康、可持续发展。

“国家卫健委将制定互联网诊疗服务和监管两个方面的规范性文件，确保互联网诊疗和互联网医院高速发展的同时提供更高质量、更加规范的服务。”焦雅辉说。

国家卫健委要求，各地在审批互联网医院前要先建立省一级的互联网医院医疗服务监管平台，“如果没有建立起监管平台，是不允许审批互联网医院的。”

到目前，全国除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外，30个省份已建立互联网医疗监管平台，保证互联网医疗服务机构和人员的资质问题，并要求整个医疗服务全程留痕和可追溯，有条件的要求提供人脸识别服务进行相应的资质认证。

“有些地方做得不错，如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各有特点。”焦雅辉介绍，各地都在积极探索有效的监管方式，有的是事前、事中、事后都在平台上进行监管，有的要求开出的每一张处方都要上传到互联网监管平台，对于用药处方行为进行相应监管。

“全国要有统一的规范，监管方面也要提出统一要求。至少，监管内容和方面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也要提出统一要求。”焦雅辉说。

她强调，政策还要求，不允许办虚拟的互联网医院，一定要以实体医疗机构为依托，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把互联网医院的医疗服务行为纳入质控体系中，“下一步我们还要进一步强化这些要求的落地”。

据介绍，卫健部门正在推行医疗机构和医师、护士的电子证照，以便公众在使用互联网医疗服务时能够更便捷地查询到机构和人员的资质。